写在那场政治风波的 32 年之后
Jun 4, 2021自从高二那年在历史课上偶然知道了这个事件,这五年也断断续续地看了很多资料,正方和反方,官方和野史,其实早就想在纪念日写一写,但是过去几年一是每年六月都比较忙,二是自己的了解还是没能摆脱各来源本身的政治立场,所以也怕自己写的会 oversimplified 或者 biased。但是今年总算趁着实习之前抽出了一些时间,认真地回顾了这几年看过的资料,包括今年刚好读完了邓小平时代的原版,那我就试着把各方的来源拼凑起来,尽量不带任何立场地去还原当时的情况,去分析为什么这场运动会以军队镇压收场,去论证这场运动之后的影响,和为什么这是 PRC 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。
Disclaimer:1. 我坚持党的领导,坚持社会主义道路,坚持人民民主专政,坚持改革开放。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,我没有兴趣争论清场的对与错,也没有兴趣论证自己的政治立场。2. 请不要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传播。
整个事件的经过
简单说一下,毕竟这都属于陈词滥调了,维基百科自己搜一下就行了
4月15日,胡耀邦逝世,北京各大学学生去天安门送花圈。
4月17日,悼念活动升级为示威游行,口号从悼念胡耀邦到反腐败,反官倒,新闻自由,否定前两年的反自由化,各种80年代没解决的政治问题全上来了。
4月18日,学生冲击新华门。吾尔开希说解放军猥亵女学生,我个人认为是扯淡,但是人墙挡学生的过程中确实有人受伤,目前没有资料证明解放军主动殴打学生。
之后的几天,关于军队殴打学生的流言四起,真真假假,官方也没有积极回应,北京的学生和工人的反政府情绪开始升级,除了北京,湖南和湖北也有学生和军警的冲突。
4月22日,胡耀邦国葬,运动发展到了第一个小高潮,口号从反腐败反官倒变成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邓小平下台。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,请求李鹏出面对话。
4月23日,北京高自联成立。邓小平提出要抑制学潮的发展,赵紫阳出访朝鲜,出发前态度和中央保持一致。但是李鹏的态度是用强硬手段抑制,赵紫阳则主张保持对话的窗口,以疏导为主。邓小平目前没有偏好赵紫阳或者李鹏任何一方。
4月24日,李鹏和北京领导讨论,认为运动的性质是『推翻共产党』和『颠覆社会主义』。
4月25日,杨尚昆和李鹏去邓办说服邓小平,邓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。
4月26日,426社论发表,把运动定性为『反革命暴乱』,学生和市民被激怒。
4月27日,北京爆发427大游行,学生冲破了军警封锁,占领了天安门广场。但口号明显变得温和,声称坚持党的领导,只是反腐败。政府让步,同意对话。
4月29日,袁木和学生代表对话,中央语气明显缓和。
4月30日,赵紫阳回国,赵的温和派和李鹏的强硬派发生了争论。邓小平开始准备戈尔巴乔夫访华,没有对运动进行进一步表态。
5月4日,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70周年演讲,首次公开表达了对学生运动的理解和同情,许诺政府会保持对话,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,并劝说同学离开广场。北京各大学陆续开始复课。
5月8日 - 5月10日,政治局开会,李鹏和赵紫阳意见不合,激烈争论。李鹏坚持426社论的正确性,赵紫阳表示先绕过426,先去处理腐败和政府透明度的问题,邓小平同意赵。
5月11日,柴玲等激进派认为政府的对话并不真诚,主张绝食抗议。
5月13日,绝食开始。
5月14日 - 5月16日,戈尔巴乔夫访华。学生不愿离开广场,并想用戈尔巴乔夫来制造更大的国际舆论。邓小平在首都机场接见了戈尔巴乔夫,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表示邓小平仍是中共背后的big boss,重大问题还是得邓做决定。
5月17日,邓小平召集政治局五常委开会,李鹏和姚依林支持强硬处理,赵紫阳和胡启立表示在民主和法制上对话。乔石表示中立。邓小平支持李鹏派,表示可以调兵。赵紫阳当场决定辞职,被杨尚昆劝阻,改为因病休假,赵的政治生涯结束。
5月18日,李鹏和学生代表见面,谈话没有实质性进展。
5月19日,赵紫阳慰问绝食学生,在天安门广场做了离职演讲,劝说学生结束绝食。
5月20日,李鹏宣布北京戒严。但戒严部队迟迟没有开进城区。
5月23日,毛泽东画像被泼墨。
5月27日,30万香港人参加『民主歌声献中华』活动。
5月28日,全球华人528大游行,支持学生运动,国际舆论开始沸腾。
5月30日,民主女神像抵达天安门广场,和毛泽东像对立。
5月31日,邓小平开始准备下一代领导班子,暗示开明派权力斗争的失败。
6月1日,官媒发表多篇报道,指责西方国家支持颜色革命。引发了广场的第二次绝食。
6月2日,政治局决定用清场来结束运动。
6月3日下午4点30,李鹏正式命令部队于次日凌晨之前夺回天安门广场。
6月3日晚上10点,镇压开始,戒严部队从北京城郊合围天安门广场,进军途中在北京城区多地开枪,于凌晨三点左右进驻广场,次日凌晨六点所有学生撤离广场。
6月5日 - 6月8日,国内各地有小范围的军民冲突,西方媒体传言中国可能再次军阀割据。
6月9日,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干部时讲话,标志学运结束。
前因
胡耀邦逝世
这件事不算原因,顶多就是个导火索,主要是胡耀邦正好开会的时候心脏病犯了,政府的声明也很官方。这就很容易联想到胡耀邦因为87年反自由化和处理86学潮不力被元老们罢黜,被逼迫做自我批评,之后两年在党内就彻底失势。学生很明显把胡当作党内开明派的代表,觉得胡是含冤而死,中共元老垂帘听政。之后的422国葬,仅仅40分钟后就结束,很明显中央认为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,胡耀邦是有责任的,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央的策略就是保持低调,邓小平作为实际的一把手,仅仅是作为军委主席出席了葬礼,对比84年邓高调的阅兵,这暗示了党内已经在有意避免外界『元老垂帘听政』的议论。
80年代脆弱的政治生态
这是导致运动以悲剧收场的关键原因。说具体点就是改革开放之后,党内保守派和开明派的政治斗争,两派的目的都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。而这种政治生态形成的背景就是78年三中全会,邓核心正式确立,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路线被否定。1980年,邓小平成为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,81年,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成为军委主席。但邓小平认为中国如果要发展经济,政治环境必须稳定统一,所以邓没有再展开一轮政治运动去批斗华国锋,而是先通过一系列的运作(视察沈阳军区,民主墙和真理标准大讨论)来边缘化华国锋汪东兴等保守派,再通过『培养年轻干部』推胡耀邦,赵紫阳,万里等改革派上台,自己的身份仍然是副主席,正式身份只领导军队。华国锋因为在党内资历太浅,尤其在军队几乎没有实权,所以邓小平仍然让他留在政治局里,等着他自己受不了辞职。
这个政治结构的设想本来是挺好的,也直接导致了82到87年的经济飞速发展。文化上算是百花齐放,军队也顺利裁军,现代化,并且和越南有模有样地打了一仗。但是问题是,华国锋的保守派下去了,党内依然存在保守派。比如前期的陈云和邓颖超(这属于元老,面子得给),后期的李鹏(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子,邓小平不敢碰)。这些人倒不是搞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』那一套,而是质疑改革开放会颠覆社会主义。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一系列的政治运动,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,反对精神污染,83严打等等。而开明派,尤其是胡耀邦,并没有处理这些事情,也没有平息保守派,导致所有的这些运动都是草草收场(基本就是保守派说搞,邓小平同意,胡耀邦说搞两个月差不多得了,邓小平也同意,很明显他只是在尽力维持政治上的平衡,而且邓虽然坚持社会主义,但他更鼓励先大胆尝试,如果有错再改,这和陈云谨慎的风格背道而驰)。在胡耀邦下台之前,邓小平明显是全力支持赵紫阳的,毕竟经济改革是邓最看重的东西。
但邓小平和英美开明派也是有矛盾的,他从来不是西方希望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,而是新加坡李光耀的模式。他认为的政治改革的中心点是减少官僚作风,提高政府效率,发展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,根本没有想过三权分立那一套。这个从四项基本原则就很明确了,所以自从挤掉华国锋之后,邓小平就没有发起过任何政治或者意识形态上的争论。这样虽然是发展了经济,但是两派都不讨好,陈云邓颖超们总觉得改开要变共产党的颜色,胡耀邦又觉得邓不支持自己推进政治改革,所以80年代早期的政治改革基本处于停滞。另外,邓一直相信,如果经济要发展,国内政治(至少明面上)必须保持统一,一旦拍板之后就不要再讨论,这样一来很多更深层更本质的政治矛盾没有机会被放在台面上说。
这个政治平衡随着86学潮和胡耀邦的下台就被打破了。其实反自由化不力只是一个借口罢了,最要命的是如果胡耀邦要推行政治改革,提高政府效率,第一步就是反腐败,反官倒,反任人唯亲。这对于保守派来说都属于灭顶之灾,因为当年邓上位的时候,为了获得保守派的支持许诺出去了太多特权,包括鼓励军队经商。而政改的第二步,就是『废除领导终身制』,建立任期,虽然背后是邓的意思,但这也彻底动了元老派的根基。结果就是邓为了保住经济改革的速度,同意罢黜胡耀邦,也停滞了政治改革。
说了一堆,但为什么这个政治生态导致了89?从起因上来看,胡耀邦逝世导致了学生悼念,而罢黜胡耀邦导致了学生把悼念升级为反腐败求民主。从事件的进程来看,4月15到6月4,中共把积压了快十年的内部政治矛盾暴露在世界面前。每一次的事件升级(426社论,政治局会议,邓小平家中紧急会议),本质上都是保守派和开明派的权利斗争。what if一把,如果中央能保持一致,如果没有两派的争论,而是仅仅把处理方案定为『抑制动乱』,那么就不会有426社论,也不会导致427大游行。如果戈尔巴乔夫访华,赵紫阳没有说『邓小平仍是最高领导人』,那就不会激怒邓小平倒向李鹏。当然,没有如果。
87年之后失败的经济改革
87到89这两年由于经济政策失败,造成物价上涨,通货膨胀,和购买力下降,直接导致了老百姓和工人对政府不满,选择站在了学生的一边,而工人和群众的加入,激化了原本政治上的矛盾,口号变成了反对党的领导,『XX下台』,也成了426社论的理论基础。
经济上的背景其实很好解释,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开始转型,但是由于经济发展过快,国家在政策上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,很多政策依然停留在非官方的实验阶段,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可以钻的法律空子。首先就是价格双轨制,简单解释就是国家为了更平稳地向市场经济转型,仍然保留了一部分的计划经济体制。这个设想是没问题的,但是产生了党内大批的特权阶级,俗称『官倒』,也就是根据内部消息,利用特权把体制内的东西高价倒卖给体制外。而『官倒』也是六四中学生主要反对的议题。
其次,是1988年由邓小平实际主导的价格闯关,这个词属于我党的美化词语,本质就是直接取消双轨并行,取消物价管制,结果8月初才内部决定,8月底就已经泄露风声,全国上下在人民商场疯狂抢购物资,政府公信力下降。8月30日,邓小平紧急叫停,遭到元老的暗示批评(赵紫阳明面上背锅,被元老指责改革过快)。《邓时代》里提到,这可能是邓小平一生中最致命的失误。如果从结果来看,确实这是89年学潮扩大的根本原因,但价格闯关从经济上来讲,这个政策是没有问题的,甚至放在80年代末,这算是我党的最优解。当时中国经济上最大的议题就是『和世界市场经济接轨,尽快加入WTO』,如果价格管制一直存在,那么和WTO的谈判都无从谈起,接轨的速度势必放缓,而在经济上早日接轨世界贸易,不仅仅可以推动改革开放,还有可能加快与台湾的统一进程。从政治上来讲,取消价格双轨制就消灭了官倒,政府的公信力和实际资源利用情况都会上升。所以怎么看这个政策本身都是合理的。但为什么消息这么快就走漏了风声?我的猜测是前面提到过的政治斗争,取消价格双轨制,官倒们既得利益受损,或者干脆就是凡是开明派支持的,保守派就要背后使绊子,结果邓在党内挨了批评,党外又被『反官倒』的老百姓误解。当然,邓这个政策显得过于理想主义,在1988年,84岁的邓小平已经远离了群众,没有很好地感知到经济已经过热,他有限的精力都放在了14个重点沿海城市的发展,忽略了普通老百姓已经对通货膨胀有所不满,这个时候取消物价管制,确实显得不合时宜。相比之下,90年代朱镕基做的就更耐心,从国企改革开始,一点一点去瓦解40多年的计划经济残余。
如果说政治问题是导致了事件的发起和学生运动,那经济问题就导致了事件的全面激化。在4月18到4月26的游行里,游行的阶级辐射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,包括学生,农民,工人,普通职员,甚至改革开放中获利的企业家,这说明所有人都对经济现状不满。因为资本涌入,比较老实的农民并没有成为『先富的人』,原来『红五类』的光荣也不复存在;因为80年代末三角债,中小企业主纷纷破产;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,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,30年来他们第一次要面对找工作的压力,小时候一直被灌输的『大学生包分配』的理念开始摇摇欲坠。普通的工人和国企职员,从原来大锅饭时代一张奖状都能高兴半天,到『猫论』时代看到以前不入流的个体户因为脑子灵活下海赚了钱,心里难免会质疑自己曾经坚信的社会主义。也就是说,1989年,所有阶层的脸上都写满了两个字,迷茫。
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了全面的迷茫,而这个时候,正好西方文化开始进入。老百姓是很单纯的,崔健的花房姑娘里也写了嘛,『我无法阻挡她的迷香』。换句话说,没有人真正理解什么是民主自由,只是因为我对政府不满,那正好西方的思想进来了(就像性感的姑娘),既然都反腐败了,那就顺便求民主嘛。所以本质上并不是文化的问题,而是经济的内核,套上了文化的帽子,用自由民主当一个煽动性较强的口号而已。一个例子就是早在79年,中美建交之后,西方文化就已经进来了。84年的北京酒吧比现在西化得多,各种使馆区的外国人演出卖唱。但那个时候人们说反政府了么?反而几乎所有人都是抱着学习西方并且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态,就是因为那会儿经济没问题,老百姓对政府很满意。而这一点,邓小平是最清楚的,南巡的时候说,你只有经济发展起来,人民才会拥护你,就是这个意思。
独裁,腐败,和国际形势
当我第一次看天安门三小时纪录片的时候,我的观点是很激进的。我认为导致运动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军事独裁和党内特权阶层的腐败。后来18年左右,直到香港出事,我觉得是境外势力的影响(包括苏联的glasnost,东欧剧变,和美国对学生领袖的funding),这些一度激怒了邓小平,认为共产党的江山要变颜色,所以才出兵镇压。
后来我觉得事情没那么两极化。首先邓小平再怎么独裁,80年代的中国绝对是共和国历史上最民主最开放的时代,没有之一。当年的北京老百姓直呼李鹏『李大鸟』,邓小平『邓矮子』。80年代中期,中国文坛涌现出一票的自由派诗人,西方的音乐流派也开始进入中国,甚至人民日报都点名表扬了崔健,说他的一无所有唱出了80年代的心声。相反,毛泽东时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大规模民主运动?因为50年镇反,57年反右扩大化,加上十年的文革,国内不和谐的声音被彻底压死了,民主运动根本没有机会组织起来。而且如果邓小平真的独裁,中央还会出现保守派和开明派吗?他的价格闯关难道不应该是一呼百应,被上赶着拍马屁吗?至于最后闹成紧急叫停收场吗?
其次要说党内腐败,胡温时代应该更腐败吧。陈云王震邓颖超,虽说他们作为元老不愿意放弃特权,但是毕竟是老一辈革命家,为了共和国按时退休这点风骨还是有的。邓小平从1980年就开始推进政治改革,甚至在大会上指责政府官员压制民主讨论,官僚作风盛行,成立中顾委,引入任期制,虽然经历了整个80年代的各种妥协,但1989之后,几乎全更换了领导班子,这在中共历史上算是少见的廉政了。
至于所谓的境外势力,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。美国当时和中国处于蜜月期,苏联并没有解体,所以中美这个时候还有共同的敌人。老布什89年1月上台,2月就访华,谈话时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,没有允许自由派学者方励之入场。也就是说,美国当时,至少在国会层面,没有想要颠覆共产党的意愿,毕竟在这个关键时刻激怒中国,让中国选择倒向苏联,对美国外交一点好处都没有。邓小平更不想切断美国的联系,当时正处于中国全面向美国学习的阶段,89之后,邓虽然在政治上不让步,但一直没有关上美国的这扇门,甚至默认美国政府用『人道主义,政治避难』的理由给中国留学生发签证。至于给学生领袖的funding,有肯定是有,就像hk一样,但是你说真的能起多大作用能直接让老百姓全上街,我觉得也不至于。本质上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出了问题。
后果
80年代的政治结构被彻底打破
这个很好理解,镇压说明邓选择了李鹏派,而赵紫阳的开明派被清洗。80年代两派互相制衡的脆弱生态被打破,保守派得势。邓小平89年11月辞去军委主席,本来准备让赵紫阳上位的计划被全盘打乱,无奈之下从上海调来了在运动中积极响应镇压的江泽民,而这也是元老派的意思。邓小平只能隔代培养,比如胡锦涛。
这个政治结构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,虽然南巡之后,江泽民被迫成为开明派,支持改革开放,但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军事,经济,政治一人一个领域,然后一个老人做幕后推手的那种结构。中共的领导结构再次成为一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模式,使得共产党连党内民主都难以继续推行,个人崇拜也愈演愈烈。
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
这就更好理解了,为了维稳,党内很少再去提及政治改革,因为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反腐败(习近平属于用反腐来肃反),都绕不过胡耀邦,绕来绕去都会绕回1989年的春夏之交,因为那标志着80年代政治改革的失败。甚至90-91年,国内的主旋律成了『治理整顿』,又开始讨论『姓资姓社』,『抓和平演变』,改革开放的速度放慢。虽然92南巡再次逆转了经济改革的方向,但是政治改革却永远停留在了1989,就连好不容易推行的任期制也被推翻。
妥协的结果:邓小平南巡
不管我党的教科书多么伟光正地强调南巡之后,我国经济发展多么牛逼。这只能是一个妥协的结果。邓用自己最后的政治威望,几乎是用枪逼着江泽民坚持改革开放。但是邓也清楚,这次改革也只是20年的繁荣罢了,至于89遗留下的历史问题,政治结构,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和平解决了。
事件中几个可能的转折点
什么叫转折点?从字面的意思讲,邓小平决定镇压是,李鹏宣布戒严也是。但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,李鹏不5月20日戒严,6月20日也会戒严。所以我说的转折点,指的是我认为这个转折点是意外的,导致了事件走向的变化,也就是说,这些的事情本可以避免,但由于各种原因还是发生了,从而导致了最后的镇压。
赵紫阳4月23日坚持出访朝鲜。4月18日新华门事件之后,国内的运动开始发酵,参与的人群也从学生扩展到了各阶层。这个时候中央的意见还是统一的,就是抑制运动,但是李鹏已经决定要用强硬手段,但赵紫阳表示要通过法制手段。这个时候按理说正是中央仔细思考,统一意见的好时机。如果赵紫阳可以在国内稳定一下政治生态,426社论的语气能缓和一些,起码不要用『反革命暴乱』这种文革式语言,就不会把学生推到对立面上去,次日也不会爆发大游行。可这个时候正好赵紫阳要去朝鲜,李鹏和赵的矛盾就没有机会在党内讨论,直到赵紫阳30号回来,426社论已发,党内矛盾彻底激化。
戈尔巴乔夫访华,学生坚持不离开广场。这件事可以说激怒了邓小平。邓一直的观点是,政治上的分歧可以讨论,但不要向外界宣扬。之前写过,邓小平在边缘化华国锋之后要求党内保持一致,文革遇难的家属,只平反,但不要再去具体地揭露过往的伤痕,也不要去报复当年的施暴者(团结一致向前看)。官媒连续几天呼吁学生以国家外交为重,结束绝食,很明显是邓的意思,但学生拒绝,邓小平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接见了30年没有联系的苏联领导人,觉得面子上过不去。
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表示,『重大问题仍需要邓小平决策』。这一句话直接向外界暗示了中国政坛的意见不合,更表明邓小平垂帘听政。学生之后游行的标语变成了『倒邓倒李不倒赵』,这更加剧了国内政变的可能性。在之后的党内大会做检讨的时候,赵紫阳说他本想缓和邓的关系,虽然这句话确实合法,但在国事访问上说出来,就直接导致了邓小平和赵紫阳关系破裂,和上面一条一起,让邓小平觉得国内政局已经开始动荡,这时候是5月16日,次日邓小平召集紧急会议,邓小平支持李鹏,并要求中央保持一致。至此,镇压的结局已定。
几个问题的猜测
赵紫阳为什么关键时刻选择出访朝鲜?
首先国事访问延期是完全正常的操作,尤其是朝鲜这种国家,出访仅仅是出于『同为社会主义兄弟』的礼仪罢了。但新华门事件之后,群众的抗议活动升级,这个时候处理运动的重要程度明显要高于一个朝鲜访问。一种解释是赵紫阳刚刚得到邓小平『让位军委主席』的暗示,所以他对于自己的党内地位是有高估的,至少他觉得李鹏不敢趁他不在的时候做动作。二是他可能也有自己的政治考虑,想故意让李鹏激怒学生,然后他很自信回来之后能说服邓,这样就能一举斗下李鹏。从赵紫阳回国后的表现,我比较认同第二种解释。他5月3,5月4两天发表两场演讲,算是比较成功地平息了学生反党的情绪,对于反腐败和政府透明问责制,他认同这和中央的精神一致。本来这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,但这个时候群众发现赵紫阳的态度和426社论的精神是对立的,那么群众先是要求中央撤销426社论,这样一来李鹏肯定不愿意,于是就有了5月8政治局会议上的争论。于是群众意识到了中央意见不合,也就是11号文件里写的『两个中央』,而这是邓小平不能忍受的。
邓小平不是改革派么?为什么会选择支持李鹏?
这是很多人都想不明白的问题,包括之前的我。在看完邓时代之后,我发现之前一切的疑点都变得合理了。
首先,邓小平支持政治体制改革,但他绝对不可能容忍共产党(至少在他手里)丢了江山。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在新华门之后,邓小平支持426社论,也不反对李鹏的『强硬手段』,因为这个时候群众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。等赵紫阳回来稳定了局势,群众也收回了之前的标语,改成『反腐败反特权』,这个时候邓小平都没有继续表态,还同意赵紫阳说的『先绕过426,解决腐败问题』。然后等到五月中,当政治局矛盾公开之后,抗议的标语又成了『邓小平下台』,『拥护赵紫阳当选军委主席』,邓才决定镇压以稳定政局。至于邓小平为什么坚持共产党专政?因为和戈尔巴乔夫不一样,邓建国前就是中共七大元老,还是军人出身,那自己打的江山能平分么?还有就是邓的一切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加快经济发展。邓认为如果发展多党民主制,中国至少短期内会陷入混乱,甚至像民国初年那样的军阀混战,这样的话10年的改革开放就彻底泡汤了。
其次,戈尔巴乔夫访华,学生不愿意让步彻底把中共的政治矛盾暴露在了世界面前,本来外国几大媒体是来拍戈尔巴乔夫的,结果顺手拍到了学生绝食抗议的全过程,之前说过,这是邓的大忌。加上赵紫阳的那句话和中共其他元老的压力,邓选择镇压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。至于选择用军队镇压,我认为这是个不明智的选择,像hk那样用军警是更合理的。但放在邓小平身上,这是最正常不过的选择,因为军队最快,最保险,而军警虽然国际道义上能少落口实,但中国可能会陷入更久的混乱(对比89清场后就小规模混乱了三天)。基于邓的经历,50年土改镇反,57年反右,邓小平从来就是个心狠手辣的狠角色,并不忌讳用军队解决问题。至于军队杀的是不是人民,我党对人民这个定义向来是很有流动性的,土改和反右时候杀的老百姓多了,只是那时候没有全球直播,所以没有太大的国际舆论影响而已。
还有就是邓本人对文革的创伤,在五月后期运动失控了之后,群众喊出的都是『打倒』,『下台』,『推翻政府』等等文革式的标语,加上海外的报刊和电台都在支持学生,邓小平怕是文革2.0。不过这一点也只是加速了6月4日的到来罢了,邓小平家中会议的时候支持李鹏,就说明除非学生主动离开,镇压已经是唯一结局。
柴玲等学生强硬派为什么在学校已经复课的情况下坚持绝食?
很简单,拿钱了。这应该是我和我党为数不多意见一致的地方。柴玲,吾尔开希,王丹这帮人,绝食之前就已经知道美国会发政治避难的签证,所以他们是有政治任务的(也就是我党常说的『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』)。当时他们选择绝食的时机也选的很准确,5月11号,中共刚开完会,邓小平没有继续表态,在准备戈尔巴乔夫访华。这个时机正是中共想缓一缓,先把外事接待糊弄过去。我不认为一群20几岁的学生领袖能有这么敏锐的政治嗅觉,所以绝食肯定是有境外势力推动的,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,柴玲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,就是激怒邓小平开杀戒。
一场由政府,学生共同促成的悲剧
我如何评价六四?这是一场双方共同的悲剧。除了柴玲他们得到了美国签证,没有人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。共产党的形象跌入谷底,开明派失势,邓小平的政治生涯蒙上了污点,赵紫阳被软禁致死,就连李鹏也成了民间名望最低的总理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彻底停滞,真正的爱国民运人士流亡海外,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都被清洗掉了,很多拿着清华的学位去了农村做了一辈子老师。学生方面,当晚上千人的伤亡,之后的两年不停地抓政治犯,因为心理问题自杀的,因为恐惧而背井离乡的学生都大有人在。中国90年代的经济发展,尤其是外贸,受到了很严重的制裁。在军事上,欧美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,放缓了台湾回归的时间线。在文化产业,作家,诗人,知识分子,包括港台娱乐圈,都对在中国的投资持悲观态度。因为六四,埋下了香港人对中共恐惧的种子,这份躁动的不安全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,成为每次反共运动的基础。这就是悲剧,彻底的悲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