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在那场政治风波的 32 年之后
Jun 4, 2021自从高二那年在历史课上偶然知道了这个事件，这五年也断断续续地看了很多资料，正方和反方，官方和野史，其实早就想在纪念日写一写，但是过去几年一是每年六月都比较忙，二是自己的了解还是没能摆脱各来源本身的政治立场，所以也怕自己写的会 oversimplified 或者 biased。但是今年总算趁着实习之前抽出了一些时间，认真地回顾了这几年看过的资料，包括今年刚好读完了邓小平时代的原版，那我就试着把各方的来源拼凑起来，尽量不带任何立场地去还原当时的情况，去分析为什么这场运动会以军队镇压收场，去论证这场运动之后的影响，和为什么这是 PRC 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。
Disclaimer：1. 我坚持党的领导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，坚持改革开放。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，我没有兴趣争论清场的对与错，也没有兴趣论证自己的政治立场。2. 请不要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传播。
整个事件的经过
简单说一下，毕竟这都属于陈词滥调了，维基百科自己搜一下就行了
4月15日，胡耀邦逝世，北京各大学学生去天安门送花圈。
4月17日，悼念活动升级为示威游行，口号从悼念胡耀邦到反腐败，反官倒，新闻自由，否定前两年的反自由化，各种80年代没解决的政治问题全上来了。
4月18日，学生冲击新华门。吾尔开希说解放军猥亵女学生，我个人认为是扯淡，但是人墙挡学生的过程中确实有人受伤，目前没有资料证明解放军主动殴打学生。
之后的几天，关于军队殴打学生的流言四起，真真假假，官方也没有积极回应，北京的学生和工人的反政府情绪开始升级，除了北京，湖南和湖北也有学生和军警的冲突。
4月22日，胡耀邦国葬，运动发展到了第一个小高潮，口号从反腐败反官倒变成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邓小平下台。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，请求李鹏出面对话。
4月23日，北京高自联成立。邓小平提出要抑制学潮的发展，赵紫阳出访朝鲜，出发前态度和中央保持一致。但是李鹏的态度是用强硬手段抑制，赵紫阳则主张保持对话的窗口，以疏导为主。邓小平目前没有偏好赵紫阳或者李鹏任何一方。
4月24日，李鹏和北京领导讨论，认为运动的性质是『推翻共产党』和『颠覆社会主义』。
4月25日，杨尚昆和李鹏去邓办说服邓小平，邓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。
4月26日，426社论发表，把运动定性为『反革命暴乱』，学生和市民被激怒。
4月27日，北京爆发427大游行，学生冲破了军警封锁，占领了天安门广场。但口号明显变得温和，声称坚持党的领导，只是反腐败。政府让步，同意对话。
4月29日，袁木和学生代表对话，中央语气明显缓和。
4月30日，赵紫阳回国，赵的温和派和李鹏的强硬派发生了争论。邓小平开始准备戈尔巴乔夫访华，没有对运动进行进一步表态。
5月4日，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70周年演讲，首次公开表达了对学生运动的理解和同情，许诺政府会保持对话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，并劝说同学离开广场。北京各大学陆续开始复课。
5月8日 - 5月10日，政治局开会，李鹏和赵紫阳意见不合，激烈争论。李鹏坚持426社论的正确性，赵紫阳表示先绕过426，先去处理腐败和政府透明度的问题，邓小平同意赵。
5月11日，柴玲等激进派认为政府的对话并不真诚，主张绝食抗议。
5月13日，绝食开始。
5月14日 - 5月16日，戈尔巴乔夫访华。学生不愿离开广场，并想用戈尔巴乔夫来制造更大的国际舆论。邓小平在首都机场接见了戈尔巴乔夫，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表示邓小平仍是中共背后的big boss，重大问题还是得邓做决定。
5月17日，邓小平召集政治局五常委开会，李鹏和姚依林支持强硬处理，赵紫阳和胡启立表示在民主和法制上对话。乔石表示中立。邓小平支持李鹏派，表示可以调兵。赵紫阳当场决定辞职，被杨尚昆劝阻，改为因病休假，赵的政治生涯结束。
5月18日，李鹏和学生代表见面，谈话没有实质性进展。
5月19日，赵紫阳慰问绝食学生，在天安门广场做了离职演讲，劝说学生结束绝食。
5月20日，李鹏宣布北京戒严。但戒严部队迟迟没有开进城区。
5月23日，毛泽东画像被泼墨。
5月27日，30万香港人参加『民主歌声献中华』活动。
5月28日，全球华人528大游行，支持学生运动，国际舆论开始沸腾。
5月30日，民主女神像抵达天安门广场，和毛泽东像对立。
5月31日，邓小平开始准备下一代领导班子，暗示开明派权力斗争的失败。
6月1日，官媒发表多篇报道，指责西方国家支持颜色革命。引发了广场的第二次绝食。
6月2日，政治局决定用清场来结束运动。
6月3日下午4点30，李鹏正式命令部队于次日凌晨之前夺回天安门广场。
6月3日晚上10点，镇压开始，戒严部队从北京城郊合围天安门广场，进军途中在北京城区多地开枪，于凌晨三点左右进驻广场，次日凌晨六点所有学生撤离广场。
6月5日 - 6月8日，国内各地有小范围的军民冲突，西方媒体传言中国可能再次军阀割据。
6月9日，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干部时讲话，标志学运结束。
前因
胡耀邦逝世
这件事不算原因，顶多就是个导火索，主要是胡耀邦正好开会的时候心脏病犯了，政府的声明也很官方。这就很容易联想到胡耀邦因为87年反自由化和处理86学潮不力被元老们罢黜，被逼迫做自我批评，之后两年在党内就彻底失势。学生很明显把胡当作党内开明派的代表，觉得胡是含冤而死，中共元老垂帘听政。之后的422国葬，仅仅40分钟后就结束，很明显中央认为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，胡耀邦是有责任的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央的策略就是保持低调，邓小平作为实际的一把手，仅仅是作为军委主席出席了葬礼，对比84年邓高调的阅兵，这暗示了党内已经在有意避免外界『元老垂帘听政』的议论。
80年代脆弱的政治生态
这是导致运动以悲剧收场的关键原因。说具体点就是改革开放之后，党内保守派和开明派的政治斗争，两派的目的都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。而这种政治生态形成的背景就是78年三中全会，邓核心正式确立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路线被否定。1980年，邓小平成为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，81年，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成为军委主席。但邓小平认为中国如果要发展经济，政治环境必须稳定统一，所以邓没有再展开一轮政治运动去批斗华国锋，而是先通过一系列的运作（视察沈阳军区，民主墙和真理标准大讨论）来边缘化华国锋汪东兴等保守派，再通过『培养年轻干部』推胡耀邦，赵紫阳，万里等改革派上台，自己的身份仍然是副主席，正式身份只领导军队。华国锋因为在党内资历太浅，尤其在军队几乎没有实权，所以邓小平仍然让他留在政治局里，等着他自己受不了辞职。
这个政治结构的设想本来是挺好的，也直接导致了82到87年的经济飞速发展。文化上算是百花齐放，军队也顺利裁军，现代化，并且和越南有模有样地打了一仗。但是问题是，华国锋的保守派下去了，党内依然存在保守派。比如前期的陈云和邓颖超（这属于元老，面子得给），后期的李鹏（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子，邓小平不敢碰）。这些人倒不是搞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』那一套，而是质疑改革开放会颠覆社会主义。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一系列的政治运动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，反对精神污染，83严打等等。而开明派，尤其是胡耀邦，并没有处理这些事情，也没有平息保守派，导致所有的这些运动都是草草收场（基本就是保守派说搞，邓小平同意，胡耀邦说搞两个月差不多得了，邓小平也同意，很明显他只是在尽力维持政治上的平衡，而且邓虽然坚持社会主义，但他更鼓励先大胆尝试，如果有错再改，这和陈云谨慎的风格背道而驰）。在胡耀邦下台之前，邓小平明显是全力支持赵紫阳的，毕竟经济改革是邓最看重的东西。
但邓小平和英美开明派也是有矛盾的，他从来不是西方希望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，而是新加坡李光耀的模式。他认为的政治改革的中心点是减少官僚作风，提高政府效率，发展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，根本没有想过三权分立那一套。这个从四项基本原则就很明确了，所以自从挤掉华国锋之后，邓小平就没有发起过任何政治或者意识形态上的争论。这样虽然是发展了经济，但是两派都不讨好，陈云邓颖超们总觉得改开要变共产党的颜色，胡耀邦又觉得邓不支持自己推进政治改革，所以80年代早期的政治改革基本处于停滞。另外，邓一直相信，如果经济要发展，国内政治（至少明面上）必须保持统一，一旦拍板之后就不要再讨论，这样一来很多更深层更本质的政治矛盾没有机会被放在台面上说。
这个政治平衡随着86学潮和胡耀邦的下台就被打破了。其实反自由化不力只是一个借口罢了，最要命的是如果胡耀邦要推行政治改革，提高政府效率，第一步就是反腐败，反官倒，反任人唯亲。这对于保守派来说都属于灭顶之灾，因为当年邓上位的时候，为了获得保守派的支持许诺出去了太多特权，包括鼓励军队经商。而政改的第二步，就是『废除领导终身制』，建立任期，虽然背后是邓的意思，但这也彻底动了元老派的根基。结果就是邓为了保住经济改革的速度，同意罢黜胡耀邦，也停滞了政治改革。
说了一堆，但为什么这个政治生态导致了89？从起因上来看，胡耀邦逝世导致了学生悼念，而罢黜胡耀邦导致了学生把悼念升级为反腐败求民主。从事件的进程来看，4月15到6月4，中共把积压了快十年的内部政治矛盾暴露在世界面前。每一次的事件升级（426社论，政治局会议，邓小平家中紧急会议），本质上都是保守派和开明派的权利斗争。what if一把，如果中央能保持一致，如果没有两派的争论，而是仅仅把处理方案定为『抑制动乱』，那么就不会有426社论，也不会导致427大游行。如果戈尔巴乔夫访华，赵紫阳没有说『邓小平仍是最高领导人』，那就不会激怒邓小平倒向李鹏。当然，没有如果。
87年之后失败的经济改革
87到89这两年由于经济政策失败，造成物价上涨，通货膨胀，和购买力下降，直接导致了老百姓和工人对政府不满，选择站在了学生的一边，而工人和群众的加入，激化了原本政治上的矛盾，口号变成了反对党的领导，『XX下台』，也成了426社论的理论基础。
经济上的背景其实很好解释，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开始转型，但是由于经济发展过快，国家在政策上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，很多政策依然停留在非官方的实验阶段，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可以钻的法律空子。首先就是价格双轨制，简单解释就是国家为了更平稳地向市场经济转型，仍然保留了一部分的计划经济体制。这个设想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产生了党内大批的特权阶级，俗称『官倒』，也就是根据内部消息，利用特权把体制内的东西高价倒卖给体制外。而『官倒』也是六四中学生主要反对的议题。
其次，是1988年由邓小平实际主导的价格闯关，这个词属于我党的美化词语，本质就是直接取消双轨并行，取消物价管制，结果8月初才内部决定，8月底就已经泄露风声，全国上下在人民商场疯狂抢购物资，政府公信力下降。8月30日，邓小平紧急叫停，遭到元老的暗示批评（赵紫阳明面上背锅，被元老指责改革过快）。《邓时代》里提到，这可能是邓小平一生中最致命的失误。如果从结果来看，确实这是89年学潮扩大的根本原因，但价格闯关从经济上来讲，这个政策是没有问题的，甚至放在80年代末，这算是我党的最优解。当时中国经济上最大的议题就是『和世界市场经济接轨，尽快加入WTO』，如果价格管制一直存在，那么和WTO的谈判都无从谈起，接轨的速度势必放缓，而在经济上早日接轨世界贸易，不仅仅可以推动改革开放，还有可能加快与台湾的统一进程。从政治上来讲，取消价格双轨制就消灭了官倒，政府的公信力和实际资源利用情况都会上升。所以怎么看这个政策本身都是合理的。但为什么消息这么快就走漏了风声？我的猜测是前面提到过的政治斗争，取消价格双轨制，官倒们既得利益受损，或者干脆就是凡是开明派支持的，保守派就要背后使绊子，结果邓在党内挨了批评，党外又被『反官倒』的老百姓误解。当然，邓这个政策显得过于理想主义，在1988年，84岁的邓小平已经远离了群众，没有很好地感知到经济已经过热，他有限的精力都放在了14个重点沿海城市的发展，忽略了普通老百姓已经对通货膨胀有所不满，这个时候取消物价管制，确实显得不合时宜。相比之下，90年代朱镕基做的就更耐心，从国企改革开始，一点一点去瓦解40多年的计划经济残余。
如果说政治问题是导致了事件的发起和学生运动，那经济问题就导致了事件的全面激化。在4月18到4月26的游行里，游行的阶级辐射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，包括学生，农民，工人，普通职员，甚至改革开放中获利的企业家，这说明所有人都对经济现状不满。因为资本涌入，比较老实的农民并没有成为『先富的人』，原来『红五类』的光荣也不复存在；因为80年代末三角债，中小企业主纷纷破产；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，30年来他们第一次要面对找工作的压力，小时候一直被灌输的『大学生包分配』的理念开始摇摇欲坠。普通的工人和国企职员，从原来大锅饭时代一张奖状都能高兴半天，到『猫论』时代看到以前不入流的个体户因为脑子灵活下海赚了钱，心里难免会质疑自己曾经坚信的社会主义。也就是说，1989年，所有阶层的脸上都写满了两个字，迷茫。
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了全面的迷茫，而这个时候，正好西方文化开始进入。老百姓是很单纯的，崔健的花房姑娘里也写了嘛，『我无法阻挡她的迷香』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人真正理解什么是民主自由，只是因为我对政府不满，那正好西方的思想进来了（就像性感的姑娘），既然都反腐败了，那就顺便求民主嘛。所以本质上并不是文化的问题，而是经济的内核，套上了文化的帽子，用自由民主当一个煽动性较强的口号而已。一个例子就是早在79年，中美建交之后，西方文化就已经进来了。84年的北京酒吧比现在西化得多，各种使馆区的外国人演出卖唱。但那个时候人们说反政府了么？反而几乎所有人都是抱着学习西方并且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态，就是因为那会儿经济没问题，老百姓对政府很满意。而这一点，邓小平是最清楚的，南巡的时候说，你只有经济发展起来，人民才会拥护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独裁，腐败，和国际形势
当我第一次看天安门三小时纪录片的时候，我的观点是很激进的。我认为导致运动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军事独裁和党内特权阶层的腐败。后来18年左右，直到香港出事，我觉得是境外势力的影响（包括苏联的glasnost，东欧剧变，和美国对学生领袖的funding），这些一度激怒了邓小平，认为共产党的江山要变颜色，所以才出兵镇压。
后来我觉得事情没那么两极化。首先邓小平再怎么独裁，80年代的中国绝对是共和国历史上最民主最开放的时代，没有之一。当年的北京老百姓直呼李鹏『李大鸟』，邓小平『邓矮子』。80年代中期，中国文坛涌现出一票的自由派诗人，西方的音乐流派也开始进入中国，甚至人民日报都点名表扬了崔健，说他的一无所有唱出了80年代的心声。相反，毛泽东时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大规模民主运动？因为50年镇反，57年反右扩大化，加上十年的文革，国内不和谐的声音被彻底压死了，民主运动根本没有机会组织起来。而且如果邓小平真的独裁，中央还会出现保守派和开明派吗？他的价格闯关难道不应该是一呼百应，被上赶着拍马屁吗？至于最后闹成紧急叫停收场吗？
其次要说党内腐败，胡温时代应该更腐败吧。陈云王震邓颖超，虽说他们作为元老不愿意放弃特权，但是毕竟是老一辈革命家，为了共和国按时退休这点风骨还是有的。邓小平从1980年就开始推进政治改革，甚至在大会上指责政府官员压制民主讨论，官僚作风盛行，成立中顾委，引入任期制，虽然经历了整个80年代的各种妥协，但1989之后，几乎全更换了领导班子，这在中共历史上算是少见的廉政了。
至于所谓的境外势力，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。美国当时和中国处于蜜月期，苏联并没有解体，所以中美这个时候还有共同的敌人。老布什89年1月上台，2月就访华，谈话时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，没有允许自由派学者方励之入场。也就是说，美国当时，至少在国会层面，没有想要颠覆共产党的意愿，毕竟在这个关键时刻激怒中国，让中国选择倒向苏联，对美国外交一点好处都没有。邓小平更不想切断美国的联系，当时正处于中国全面向美国学习的阶段，89之后，邓虽然在政治上不让步，但一直没有关上美国的这扇门，甚至默认美国政府用『人道主义，政治避难』的理由给中国留学生发签证。至于给学生领袖的funding，有肯定是有，就像hk一样，但是你说真的能起多大作用能直接让老百姓全上街，我觉得也不至于。本质上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出了问题。
后果
80年代的政治结构被彻底打破
这个很好理解，镇压说明邓选择了李鹏派，而赵紫阳的开明派被清洗。80年代两派互相制衡的脆弱生态被打破，保守派得势。邓小平89年11月辞去军委主席，本来准备让赵紫阳上位的计划被全盘打乱，无奈之下从上海调来了在运动中积极响应镇压的江泽民，而这也是元老派的意思。邓小平只能隔代培养，比如胡锦涛。
这个政治结构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，虽然南巡之后，江泽民被迫成为开明派，支持改革开放，但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军事，经济，政治一人一个领域，然后一个老人做幕后推手的那种结构。中共的领导结构再次成为一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模式，使得共产党连党内民主都难以继续推行，个人崇拜也愈演愈烈。
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
这就更好理解了，为了维稳，党内很少再去提及政治改革，因为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反腐败（习近平属于用反腐来肃反），都绕不过胡耀邦，绕来绕去都会绕回1989年的春夏之交，因为那标志着80年代政治改革的失败。甚至90-91年，国内的主旋律成了『治理整顿』，又开始讨论『姓资姓社』，『抓和平演变』，改革开放的速度放慢。虽然92南巡再次逆转了经济改革的方向，但是政治改革却永远停留在了1989，就连好不容易推行的任期制也被推翻。
妥协的结果：邓小平南巡
不管我党的教科书多么伟光正地强调南巡之后，我国经济发展多么牛逼。这只能是一个妥协的结果。邓用自己最后的政治威望，几乎是用枪逼着江泽民坚持改革开放。但是邓也清楚，这次改革也只是20年的繁荣罢了，至于89遗留下的历史问题，政治结构，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和平解决了。
事件中几个可能的转折点
什么叫转折点？从字面的意思讲，邓小平决定镇压是，李鹏宣布戒严也是。但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，李鹏不5月20日戒严，6月20日也会戒严。所以我说的转折点，指的是我认为这个转折点是意外的，导致了事件走向的变化，也就是说，这些的事情本可以避免，但由于各种原因还是发生了，从而导致了最后的镇压。
赵紫阳4月23日坚持出访朝鲜。4月18日新华门事件之后，国内的运动开始发酵，参与的人群也从学生扩展到了各阶层。这个时候中央的意见还是统一的，就是抑制运动，但是李鹏已经决定要用强硬手段，但赵紫阳表示要通过法制手段。这个时候按理说正是中央仔细思考，统一意见的好时机。如果赵紫阳可以在国内稳定一下政治生态，426社论的语气能缓和一些，起码不要用『反革命暴乱』这种文革式语言，就不会把学生推到对立面上去，次日也不会爆发大游行。可这个时候正好赵紫阳要去朝鲜，李鹏和赵的矛盾就没有机会在党内讨论，直到赵紫阳30号回来，426社论已发，党内矛盾彻底激化。
戈尔巴乔夫访华，学生坚持不离开广场。这件事可以说激怒了邓小平。邓一直的观点是，政治上的分歧可以讨论，但不要向外界宣扬。之前写过，邓小平在边缘化华国锋之后要求党内保持一致，文革遇难的家属，只平反，但不要再去具体地揭露过往的伤痕，也不要去报复当年的施暴者（团结一致向前看）。官媒连续几天呼吁学生以国家外交为重，结束绝食，很明显是邓的意思，但学生拒绝，邓小平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接见了30年没有联系的苏联领导人，觉得面子上过不去。
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表示，『重大问题仍需要邓小平决策』。这一句话直接向外界暗示了中国政坛的意见不合，更表明邓小平垂帘听政。学生之后游行的标语变成了『倒邓倒李不倒赵』，这更加剧了国内政变的可能性。在之后的党内大会做检讨的时候，赵紫阳说他本想缓和邓的关系，虽然这句话确实合法，但在国事访问上说出来，就直接导致了邓小平和赵紫阳关系破裂，和上面一条一起，让邓小平觉得国内政局已经开始动荡，这时候是5月16日，次日邓小平召集紧急会议，邓小平支持李鹏，并要求中央保持一致。至此，镇压的结局已定。
几个问题的猜测
赵紫阳为什么关键时刻选择出访朝鲜？
首先国事访问延期是完全正常的操作，尤其是朝鲜这种国家，出访仅仅是出于『同为社会主义兄弟』的礼仪罢了。但新华门事件之后，群众的抗议活动升级，这个时候处理运动的重要程度明显要高于一个朝鲜访问。一种解释是赵紫阳刚刚得到邓小平『让位军委主席』的暗示，所以他对于自己的党内地位是有高估的，至少他觉得李鹏不敢趁他不在的时候做动作。二是他可能也有自己的政治考虑，想故意让李鹏激怒学生，然后他很自信回来之后能说服邓，这样就能一举斗下李鹏。从赵紫阳回国后的表现，我比较认同第二种解释。他5月3，5月4两天发表两场演讲，算是比较成功地平息了学生反党的情绪，对于反腐败和政府透明问责制，他认同这和中央的精神一致。本来这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，但这个时候群众发现赵紫阳的态度和426社论的精神是对立的，那么群众先是要求中央撤销426社论，这样一来李鹏肯定不愿意，于是就有了5月8政治局会议上的争论。于是群众意识到了中央意见不合，也就是11号文件里写的『两个中央』，而这是邓小平不能忍受的。
邓小平不是改革派么？为什么会选择支持李鹏？
这是很多人都想不明白的问题，包括之前的我。在看完邓时代之后，我发现之前一切的疑点都变得合理了。
首先，邓小平支持政治体制改革，但他绝对不可能容忍共产党（至少在他手里）丢了江山。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在新华门之后，邓小平支持426社论，也不反对李鹏的『强硬手段』，因为这个时候群众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。等赵紫阳回来稳定了局势，群众也收回了之前的标语，改成『反腐败反特权』，这个时候邓小平都没有继续表态，还同意赵紫阳说的『先绕过426，解决腐败问题』。然后等到五月中，当政治局矛盾公开之后，抗议的标语又成了『邓小平下台』，『拥护赵紫阳当选军委主席』，邓才决定镇压以稳定政局。至于邓小平为什么坚持共产党专政？因为和戈尔巴乔夫不一样，邓建国前就是中共七大元老，还是军人出身，那自己打的江山能平分么？还有就是邓的一切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加快经济发展。邓认为如果发展多党民主制，中国至少短期内会陷入混乱，甚至像民国初年那样的军阀混战，这样的话10年的改革开放就彻底泡汤了。
其次，戈尔巴乔夫访华，学生不愿意让步彻底把中共的政治矛盾暴露在了世界面前，本来外国几大媒体是来拍戈尔巴乔夫的，结果顺手拍到了学生绝食抗议的全过程，之前说过，这是邓的大忌。加上赵紫阳的那句话和中共其他元老的压力，邓选择镇压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。至于选择用军队镇压，我认为这是个不明智的选择，像hk那样用军警是更合理的。但放在邓小平身上，这是最正常不过的选择，因为军队最快，最保险，而军警虽然国际道义上能少落口实，但中国可能会陷入更久的混乱（对比89清场后就小规模混乱了三天）。基于邓的经历，50年土改镇反，57年反右，邓小平从来就是个心狠手辣的狠角色，并不忌讳用军队解决问题。至于军队杀的是不是人民，我党对人民这个定义向来是很有流动性的，土改和反右时候杀的老百姓多了，只是那时候没有全球直播，所以没有太大的国际舆论影响而已。
还有就是邓本人对文革的创伤，在五月后期运动失控了之后，群众喊出的都是『打倒』，『下台』，『推翻政府』等等文革式的标语，加上海外的报刊和电台都在支持学生，邓小平怕是文革2.0。不过这一点也只是加速了6月4日的到来罢了，邓小平家中会议的时候支持李鹏，就说明除非学生主动离开，镇压已经是唯一结局。
柴玲等学生强硬派为什么在学校已经复课的情况下坚持绝食？
很简单，拿钱了。这应该是我和我党为数不多意见一致的地方。柴玲，吾尔开希，王丹这帮人，绝食之前就已经知道美国会发政治避难的签证，所以他们是有政治任务的（也就是我党常说的『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』）。当时他们选择绝食的时机也选的很准确，5月11号，中共刚开完会，邓小平没有继续表态，在准备戈尔巴乔夫访华。这个时机正是中共想缓一缓，先把外事接待糊弄过去。我不认为一群20几岁的学生领袖能有这么敏锐的政治嗅觉，所以绝食肯定是有境外势力推动的，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柴玲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，就是激怒邓小平开杀戒。
一场由政府，学生共同促成的悲剧
我如何评价六四？这是一场双方共同的悲剧。除了柴玲他们得到了美国签证，没有人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。共产党的形象跌入谷底，开明派失势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蒙上了污点，赵紫阳被软禁致死，就连李鹏也成了民间名望最低的总理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彻底停滞，真正的爱国民运人士流亡海外，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都被清洗掉了，很多拿着清华的学位去了农村做了一辈子老师。学生方面，当晚上千人的伤亡，之后的两年不停地抓政治犯，因为心理问题自杀的，因为恐惧而背井离乡的学生都大有人在。中国90年代的经济发展，尤其是外贸，受到了很严重的制裁。在军事上，欧美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，放缓了台湾回归的时间线。在文化产业，作家，诗人，知识分子，包括港台娱乐圈，都对在中国的投资持悲观态度。因为六四，埋下了香港人对中共恐惧的种子，这份躁动的不安全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，成为每次反共运动的基础。这就是悲剧，彻底的悲剧。